三月中旬，春天像是终于下定决心，开始用极其缓慢、试探性的笔触，在城市灰蒙蒙的画布上涂抹起零星的颜色。路边的玉兰鼓起毛茸茸的花苞，迎春花抢先在墙角泼洒出几丛怯生生的鹅黄。风依然料峭，但已剥去了冬日那种刺骨的寒意，转而带上了一丝湿润的、属于泥土和新生草木的微腥气息。
然而在顾征那间位于二十八层、恒温恒湿的公寓里，季节的变迁被严丝合缝的落地窗和自动调节的空调系统彻底隔绝。室内永远保持着二十摄氏度的宜人温度，空气通过新风系统过滤得洁净无味，光线则被智能窗帘精准地控制在最舒适的亮度。这里像一个精心打造的生态球，完美，恒定，与窗外那个依然有些杂乱、但生机勃勃的真实世界，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宇宙。
祝余感觉自己就是那个不小心被放入生态球的外来生物，格格不入，且无所适从。
生活细节，像无数面棱角分明的镜子，从各个角度映照出他们之间已然深刻的、几乎令人绝望的差异。
首先是作息。顾征的生物钟精准得像瑞士手表。无论前一夜多晚休息，清晨六点，健身房的器械声总会准时透过客卧（已被他恢复为书房）虚掩的门缝传来，那是他在跑步机或划船机上挥汗如雨。七点，浴室传来水声。七点半，他已穿戴整齐，坐在开放式厨房的岛台边，一边快速浏览平板电脑上的财经新闻和邮件，一边用一杯黑咖啡和一份由专人配送的低卡路里轻食沙拉解决早餐。七点五十，准时出门，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沉稳而规律，然后是大门开启又关闭的轻响。
而祝余的创作习惯是在深夜。当城市的喧嚣沉淀下去，万籁俱寂时，她的灵感才开始活跃。她常常在客厅角落临时支起的画架前一坐就是半夜，调色，涂抹，修改，直到眼睛酸涩，手臂发僵。入睡时往往已是凌晨两三点，甚至更晚。因此，当顾征晨练归来、沐浴更衣时，她通常还深陷在疲惫的梦境里。中午醒来，偌大的公寓只剩下她一个人，阳光透过百叶帘的缝隙，在纤尘不染的地板上切割出明亮的光带，寂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回音。
饮食的差异更是明显。顾征的饮□□确得像营养学实验：鸡胸肉、西兰花、藜麦、牛油果，一切为了维持精力和体形，味道是次要的。他偶尔在家吃晚饭，也多是叫一些高档餐厅的“健康套餐”，装在精致的便当盒里，色拉是色拉，主食是主食，界限分明，冷冷清清。
祝余则怀念着巴黎小公寓里，自己用简陋厨具煮出来的、热气腾腾的汤面，或者和亚历山大他们聚会时，大家胡乱拼凑却充满烟火气的食物。她尝试在顾征那间“展示意义大于实用意义”的厨房里做饭，却发现缺少最基本的调料，锅具也华而不实。一次她兴冲冲买了菜想炖个汤，顾征回家看到料理台上的葱姜蒜和溅出的油点，几不可察地皱了皱眉，虽然没说什么，但第二天保洁阿姨来的时间特别长，厨房被收拾得比手术室还干净。后来，祝余便不再轻易动用厨房，大部分时间靠外卖或简单凑合。那些装在一次性餐盒里的食物，吃着吃着，便觉得索然无味。
消费观上，两人的频道也完全错位。顾征的衣帽间里，衬衫、西装、皮鞋、配饰，分门别类，井然有序，清一色的低调奢华品牌，剪裁和面料是唯一的衡量标准。他带祝余去过一次商场，直接走进她只在杂志上见过的品牌店，店员熟络地称呼他“顾先生”，他则手指轻点几件当季新款，对她说：“试试。”语气自然得像在点菜。祝余试穿了，镜子里的自己光鲜亮丽，却像个被精心包装的礼物，而不是她自己。她最终什么也没买，后来自己溜去熟悉的二手市场和独立设计师小店，淘回一条颇有设计感的旧牛仔裤和一件手绘图案的T恤，穿着它们在公寓里画画，觉得自在多了。顾征看到，只评价了一句：“挺特别的。”听不出是褒是贬。
社交圈更是两条平行线。顾征的周末常常被各种商业聚会、行业沙龙、或者高尔夫球局占据。他的朋友（或者说人脉）多是商界人士，聊天话题离不开市场趋势、政策动向、投资风口，偶尔涉及私人生活，也无非是度假胜地、藏品拍卖、子女教育。祝余陪同出席过一两次，感觉自己像个漂亮的摆设，除了微笑和点头，插不上话。而她的朋友，无论是国内还是巴黎的，多是艺术圈内人，聊天可以从前卫艺术展跳到存在主义哲学，从某位小众导演的电影语言跳到对社会现象的尖锐批评，天马行空，火花四溅。她试着跟顾征分享这些，他往往听不了几句，就会因为一个工作电话或邮件提醒而中断，之后也再难接续。
一次典型的晚餐，将这些差异和不适推到了令人难堪的顶点。
那是一个周四晚上，顾征临时告知她有一场重要的商务宴请，需要她陪同出席。“对方是潜在的战略合作伙伴，带女眷气氛会缓和些。”他说。
祝余没有拒绝的理由。她换上了一条还算得体的连衣裙，化了淡妆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符合“顾征女伴”的身份。
餐厅是会员制的私房菜馆，隐秘而奢华。包间里古色古香，餐具精美。席间除了顾征和对方公司的几位高层，还有两位作陪的、气质干练的女士，看起来也是商界精英。话题自然围绕着合作前景展开，夹杂着一些行业内的八卦和玩笑。祝余安静地坐在顾征身边，小口吃着菜，味道很好，但她食不知味。
酒过三巡，气氛稍显活跃。对方一位微胖的副总，将目光转向祝余，笑着问：“顾总金屋藏娇啊，还没介绍，这位是？”
顾征从容地揽过祝余的肩膀：“我女朋友，祝余。”
“祝小姐真是气质出众。不知在哪高就？”另一位戴眼镜的女士问道，笑容可掬。
祝余放下筷子，礼貌地回答：“我是插画师，偶尔也做一些艺术策展方面的工作。”
“哦？艺术家啊！”微胖的副总拖长了语调，带着一种了然又略带调侃的笑意，“难怪这么有气质。搞艺术好，陶冶情操。那顾总可是有福了，家里有位艺术家，多风雅。”他转而看向顾征，半开玩笑地说，“顾总，看来以后得你养着喽，艺术家可不比我们这些俗人，得专心搞创作，是吧？”
桌上响起一阵附和的笑声。那笑声里并无多少恶意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世俗认知的、近乎条件反射的调侃——仿佛“艺术家”三个字，天然与“不食人间烟火”、“需要被供养”划上了等号。
顾征没有立刻反驳。他只是笑了笑，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然后用一种平静的、近乎阐述事实的语气说：“她有自己的追求和事业，我支持她。”
这话听起来像是一种维护，但在当时的语境和氛围下，却更像是一种客气而疏离的应对。他没有说“她很有才华，作品很棒”，也没有说“我们互相支持”。一句“有自己的追求”，轻飘飘地将她划到了他的世界之外，成了一个被“支持”的客体，而非并肩的主体。
祝余感到脸上有些发烫，不是害羞，而是一种混合了尴尬、被轻视和淡淡愤怒的情绪。她垂下眼帘，盯着盘中雕刻成花朵状的胡萝卜，再也没有开口说一句话。
整场晚宴的后半段，她像一个精致的哑巴花瓶，安静地存在于顾征的身侧，听着他们谈论着她完全不感兴趣的千万级投资和市场份额，感觉自己与这个环境，与身边这个看似亲密、实则隔阂的男人，距离遥远得像隔着一个星系。
回家路上，车厢里气压低得令人窒息。
顾征似乎也有些疲惫，松了松领带，闭目养神。祝余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、流光溢彩的城市夜景，那些璀璨的灯光此刻看起来冰冷而虚幻。
“我不喜欢那种场合。”她终于开口，声音在安静的车厢里显得格外清晰。
顾征睁开眼，看了她一眼，语气平淡：“但那是我的生活，我工作的一部分。以后可能还会有很多类似的场合，你要学会适应。”
“学会适应？”祝余转过头，看着他轮廓分明的侧脸，“为什么总是我要学会适应你，适应你的节奏，适应你的圈子，适应你的生活？为什么不能是你来适应我，或者至少，我们一起找到一种两个人都舒服的方式？”
顾征似乎被她的质问弄得有些烦躁，他揉了揉太阳穴：“祝余，现实世界就是这样的！我不是在玩过家家。我的公司，我的责任，我的社交网络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。我不可能放下一切，陪你去阁楼里画画，去参加那些……那些所谓的艺术沙龙，讨论那些虚无缥缈的问题！我要面对的是员工工资、股东利益、市场波动！你明白吗？”
他的声音并不算高，但每个字都像裹着冰碴，砸在祝余心上。她看着他，这个她爱了这么多年、曾以为彼此灵魂相通的男人，此刻脸上写满了被现实磨损后的疲惫、不耐，以及一种她越来越陌生的、属于商人的务实与锐利。
“顾征，”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一种深切的悲哀，“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你以前会说‘要走不寻常的路’，会说‘理想比现实重要’，会和我一起在天文台看星星，说那些星星虽然遥远，但值得追逐……”
“人都会变的，祝余！”顾征打断她，语气里带着一种被触及旧伤疤的刺痛和恼怒，“你不能要求我永远停留在十八岁！我不能永远做个只谈理想、不顾现实的毛头小子！我爸倒下的那天，公司快要撑不下去的那天，我就知道，那些风花雪月救不了任何人！我必须长大，必须变强，必须变得‘现实’！这才是活着！你懂吗？”
他疲惫地用手抹了把脸，那股骤然爆发的情绪又迅速萎靡下去，只剩下深深的倦怠：“我们都变了。你去了法国，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，有了新的追求。我留在这里，扛起了不得不扛的东西，走进了不得不走进的圈子。我们……只是走在不同的路上了。”
“走在不同的路上了。”祝余轻声重复。这句话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更让她心冷。它承认了差距，承认了分歧，也近乎承认了……无路可走。
那晚之后，一种深刻的怀疑开始在祝余心中扎根、疯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