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，时间像被冻住了。

祝余在家里度过了上大学后最漫长的一周。每天醒来，吃母亲做的早饭，陪父亲看电视，下午躲在自己房间里画画。看似平静，但心里那根弦一直紧绷着。

和顾征的联系减少到最低限度——每天早上八点左右，他会发来“早安”；晚上十一点左右，她回“晚安”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多余的话。没有视频，没有电话，没有那些曾经腻到室友翻白眼的日常分享。

母亲察觉到了异常。第三天晚饭时，她看着埋头吃饭的祝余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小余，你是不是和顾征吵架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祝余夹了块红烧肉，“就是……都挺忙的。”

“忙到连电话都不打？”母亲不信，“冬至那天你从他们家回来，眼睛都是红的。”

祝余扒饭的动作顿了顿。她以为自己在洗手间补过妆，就能掩饰哭过的痕迹，但母亲的雷达永远那么精准。

“妈，我们没事。”她抬起头，努力挤出笑容，“就是需要点时间想些事情。”

父亲在旁边咳了一声：“想清楚好。谈恋爱不是儿戏，合不合适，自己心里要有数。”

这话说得含蓄，但祝余听懂了。父母从来不过多干涉她的感情，但冬至那天她突然回家，脸色苍白，任谁都能看出不对劲。他们不问，是给她空间；但不说，不代表不担心。

回到房间，祝余打开那个深蓝色的笔记本。翻到最新一页，上面是冬至那天晚上写的：

12月21日，阴雨

回家了。妈妈包的饺子很好吃，但我没吃出味道。

顾征发来消息，问我到了没。我回了“嗯”。

我们之间，什么时候只剩下这么干巴巴的字眼了？

在他家客厅，看着他和他父母、和客人谈笑风生，我突然明白一件事：我爱的是顾征，但我可能永远无法爱他的世界。

那个世界太精致，太规范，太像一栋装修豪华但没有人气的样板间。

而我，是那个闯进来的、穿着脏鞋的孩子。

写到这里，笔迹有些潦草，纸张上有几处被泪水晕开的痕迹。

祝余拿起笔，在新的空白页继续写：

12月28日，晴

冷战第七天。

其实算不上冷战，因为我们没有争吵。只是默契地减少了联系，像两个疲惫的旅人，暂时停在路边歇脚。

我看了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。从高二到现在，几十万条消息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他连“你在干嘛”都能问出十八种花样。现在，只剩下“早安”“晚安”。

是我们变了吗？还是爱情本来就是这样，热烈开场，然后慢慢降温，直到变成一杯可以入口的白开水？

可是，我不想喝白开水。

我想要的是那种，哪怕争吵、哪怕痛苦、哪怕知道前路艰难，也还是想牵着手走下去的决心。

顾征，你还有吗？

我……我还有吗？

合上笔记本时，窗外飘起了雪花。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二场雪，比第一场更大，纷纷扬扬，很快就给世界披上了一层银白。

祝余看着雪花，想起去年跨年夜。她和顾征在江城中心广场，挤在人群里，等着新年倒计时。那天特别冷，她冻得直跺脚，顾征就把她裹进自己宽大的羽绒服里，两人像连体婴一样傻笑。零点钟声响起时，他们在漫天飞舞的彩色纸屑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接吻，她记得他嘴唇的温度，记得他眼睛里的光，记得他说的那句“祝余，新年快乐，以后的每一年都要一起过”。

才一年而已。

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

与此同时，江城。

顾征也在经历他人生中最难熬的一周。冬至家宴后，父亲把他叫到书房，进行了一次长达两小时的谈话。核心意思很明确：谈恋爱可以，但要认清现实；祝余是个好姑娘，但不一定是最合适的选择；作为顾家的儿子，他未来的伴侣需要能“撑得起场面”。

“我没有要求你现在分手。”父亲坐在宽大的红木书桌后，手指敲击着桌面，“但你得明白，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，是两个家庭的事。你们现在还小，觉得爱情大过天，等进了社会就知道，合适比喜欢重要得多。”

顾征站着，背挺得笔直，但手心全是汗。他想反驳，想说他爱祝余，想说他不在乎什么“合适”，但那些话卡在喉咙里，说不出来。

因为他知道父亲说的是事实。残酷的，但真实的事实。

从书房出来，母亲在客厅等他，递给他一杯热茶：“你爸说话直，但为你好。”

顾征接过茶，没喝：“妈，你也觉得祝余不合适？”

母亲沉默了一会儿：“小余是个好孩子，单纯，上进。但儿子，你想过没有？你们的成长环境差太多，价值观，生活习惯，甚至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。现在有爱情撑着，觉得什么都不是问题。等爱情淡了呢？用什么来维持？”

这些话，顾征听不进去。他回到自己房间，关上门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。手机就在枕边，屏幕暗着。他想给祝余打电话，想听她的声音，想告诉她“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我只要你”。

但手指悬在屏幕上，却按不下去。

因为他开始怀疑自己了。怀疑自己能不能在父亲的压力下坚持，怀疑自己能不能给祝余她想要的那种“平等”，怀疑这段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的感情，到底有没有未来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顾征被迫参加了好几场家庭聚会。亲戚朋友，商业伙伴，每个人都看似无意地问起他的感情状况。他机械地回答“有女朋友”，然后接受那些或好奇或评估的目光。

李悦也来了，在一次聚会上。她穿了一条红色的连衣裙，衬得皮肤雪白，在人群中像一团燃烧的火。

“听说你和女朋友闹矛盾了？”她端着香槟走过来，语气随意得像在聊天气。

“没有。”顾征说。

“哦。”李悦笑了笑，“那就是我听说错了。不过顾征，说真的，你那个小女朋友挺有意思的。学艺术的吧？艺术家都敏感，你得小心呵护。”

这话听起来是关心，但顾征听出了里面的潜台词——祝余“敏感”，需要“小心呵护”，而这意味着麻烦，意味着需要耗费更多心力。

“她很好。”顾征说，“不需要我小心呵护，她比很多人都有力量。”

李悦挑了挑眉，没再说什么，但那眼神分明在说：你就嘴硬吧。

那天晚上，顾征喝多了。回到房间，他打开手机，翻看和祝余的聊天记录。从最新那几条干巴巴的“早安”“晚安”，一直往前翻，翻到他们刚上大学时，翻到暑假，翻到高三，翻到高二她转学来的那天。

他看见自己发的第一条消息：“你好，我是顾征，坐在你后面的那个。”

她回：“我知道。我是祝余。”

简单到可笑的对话，但那时候的心跳，到现在还记得。

他看见他们讨论题目，分享音乐，吐槽老师，计划周末去哪里。看见祝余给他发她画的画，他给她发物理题解法。看见无数个“晚安”后面跟着的“明天见”，看见那些幼稚但真诚的情话。

看着看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
三十一日，跨年夜。

从早上开始，雪就没停过。顾征站在窗前，看着院子里积起的厚厚一层雪，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晰——他必须去找她。今天，现在，马上。

他抓起外套冲出房间，在客厅被母亲叫住：“这么晚了去哪儿？”

“去找祝余。”

“现在？下着大雪？明天再去不行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顾征说，“等不到明天了。”

母亲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最后叹了口气：“去吧。路上小心。”

顾征点点头，跑出家门。雪很大，出租车很少，他在路边等了二十分钟才打到车。去高铁站的路上，他不停地看时间——下午三点，如果顺利，五点多能到祝余家那边。

高铁上，他给祝余发了条消息：“在家吗？”

过了很久，她才回：“嗯。”

“等我。”

发送完这两个字，他关掉手机，闭上眼睛。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厉害，像要挣脱出来。

晚上七点，顾征站在祝余家楼下。这是个老式小区，没有物业，路灯昏暗，雪花在昏黄的光束中飞舞。他来得急，没穿大衣，只套了件厚毛衣和羽绒马甲，在零下的气温里冻得发抖。

但他顾不上冷。他拿出手机，拨通祝余的电话。

响了三声，接通了。

“喂？”祝余的声音传来，背景里有电视的声音。

“我在你家楼下。”顾征说，牙齿在打颤。

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：“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我在你家楼下。”顾征抬头，看向三楼那个亮着灯的窗户，“下来好吗？或者我上去？”

“你等着，我下来。”

五分钟后，单元门打开，祝余跑出来。她穿了件厚厚的家居服，外面裹着棉睡衣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有刚睡醒的痕迹。看见顾征站在雪里，没穿大衣，嘴唇冻得发紫，她愣住了。

“你怎么……”她跑过来，伸手摸他的脸，冰得吓人，“你疯了？这么冷的天不穿大衣？”

“走得急，忘了。”顾征握住她的手，她的手很暖，“祝余，我们谈谈。”

“先上楼，你这样会感冒的。”

“不。”顾征摇头，“就在这里谈。或者……找个地方。但不要在你家，我怕当着叔叔阿姨的面，有些话说不出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