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,热浪像一只看不见的巨手,紧紧扼住了整座城市。
清晨六点,太阳就已经明晃晃地挂在东边,把天空烤成一片没有杂质的、刺眼的蓝。空气是粘稠的,吸进肺里有种灼烧感,像吸进去的不是空气,是温热的糖浆。蝉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嘶鸣,那声音密集、尖锐,像无数把小锉刀在磨着人的神经。
这是高考后最漫长的暑假,也是祝余记忆中最无所适从的夏天。
突然从那种分秒必争、目标明确的高三节奏里被抛出来,时间一下子变得空旷而绵长,像一片望不到边的沙漠,走进去,不知道方向,也看不到尽头。每天早晨醒来,她都要花几秒钟想:今天要做什么?没有作业,没有考试,没有倒计时,没有“必须完成”的任务清单。
这种自由本该让人欣喜,但祝余却感到一种奇怪的恐慌——像一直拉着重物前进的人,突然绳子断了,惯性带着她往前冲了几步,然后停在原地,不知所措。
为了对抗这种恐慌,她找了一份工作:在小区附近的一家儿童画室当助教。
画室叫“彩虹屋”,是一间不到五十平米的小店,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涂鸦,地上总是散落着彩纸、蜡笔、橡皮泥。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老师,姓周,梳着马尾辫,说话声音很温柔。
祝余的工作很简单:帮忙准备画具,辅导小朋友画画,打扫卫生。工作时间是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,周末双休,月薪一千五百元。
不多,但足够她支付自己的零花钱,还能存一点作为大学的生活费。更重要的是,这份工作让她有事可做——每天早晨七点半起床,八点出门,八点五十到画室,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工作内容很琐碎,但也很有趣。她教四岁的小女孩画彩虹,教六岁的小男孩画恐龙,教八九岁的孩子画静物素描。孩子们的眼睛很干净,想象力天马行空——云可以是粉色的,太阳可以是方形的,小猫可以长着翅膀。看着那些稚嫩的笔触,祝余常常想起自己小时候,也是这样抓着蜡笔,在纸上涂抹出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。
“祝老师,”一个叫妞妞的五岁女孩拉着她的衣角,“我画了妈妈,但是妈妈不高兴。”
祝余接过画。画上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女人,脸是蓝色的,嘴角向下撇。
“为什么妈妈不高兴呢?”她蹲下来问。
“因为爸爸不回家。”妞妞小声说,“妈妈说爸爸是坏蛋。”
祝余的心轻轻揪了一下。她摸摸妞妞的头:“那你可以画一个开心的妈妈。想象一下,如果爸爸回家了,妈妈会是什么样子?”
妞妞歪着头想了想,然后拿起粉色的蜡笔,在蓝色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、橙色的笑脸。
“这样妈妈就开心了!”她拍着手说。
“对,”祝余笑了,“妞妞真棒。”
那一刻她忽然明白了画画的意义——不是技巧,不是考试,而是表达。表达快乐,表达悲伤,表达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。妞妞用一幅画,化解了心里的委屈;她也曾经用一幅画,撑过了艺考最艰难的时刻。
也许这就是她想走的路。不是成为多么伟大的艺术家,而是用画笔,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点温暖,一点点理解。
顾征也找了份工作:在一家连锁家教机构教物理。
他的条件很好——高考623分(正式分数比估分高),物理满分,天文竞赛省级一等奖。机构给他开的时薪是二百元,每天下午两点到六点,周末上午加课。算下来,一个月能挣八千多。
“太贵了吧?”祝余第一次听到这个数字时,有些惊讶。
“行情价。”顾征在电话里说,“机构还要抽成,到我手上大概一百五一小时。不过也够了,我算过,一个月教二十天,每天四小时,就是一万二。机构抽三成,我拿八千四。”
祝余在心里快速计算了一下自己的收入——一千五,是顾征的六分之一不到。这个差距让她心里有点不是滋味,但她没表现出来。
“那很好啊。”她说,“可以存起来,当大学的生活费。”
“嗯。”顾征顿了顿,“对了,我昨天路过画材店,看见一套进口水彩颜料,马利牌的,颜色特别正。我给你买了。”
“啊?不用不用,”祝余连忙说,“我画室有颜料,而且我还没开始画水彩呢。”
“早晚要用的。就当……提前投资。”顾征笑了,“明天拿给你。”
第二天下午,顾征真的来了画室。他背着黑色的双肩包,穿着简单的白T恤和牛仔裤,站在满是儿童涂鸦的门口,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“顾老师来啦?”周老师笑着打招呼——顾征来过几次,画室的人都认识他了。
“周老师好。”顾征点头,“我来找祝余。”
祝余正在帮一个孩子调颜色,看见他,擦了擦手走出来。顾征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纸盒,打开,是一套二十四色的水彩颜料,还有配套的画笔、调色盘、水彩纸。
“这个牌子的颜料扩散性特别好,”顾征如数家珍,“你看这个群青色,很正。还有这个镉红,饱和度很高。”
祝余看着那套精致的画具,心里五味杂陈。高兴是有的——这套颜料确实很好,她之前在画材店看过,标价要六百多。但更多的是不安——六百多,相当于她半个月的工资。顾征这样轻易地送给她,让她觉得……有压力。
“太贵重了,”她说,“我不能要。”
“为什么?”顾征愣住了,“你不喜欢?”
“不是不喜欢,是……”祝余斟酌着词句,“太贵了。而且我自己能买。”
“我想对你好,不行吗?”顾征的语气里有一丝不解,还有一丝受伤。
周围的孩子们好奇地看着他们,周老师也投来目光。祝余觉得脸颊发烫,她把顾征拉到画室外面的走廊上。
“顾征,”她压低声音,“我知道你想对我好。但是……这太贵了。而且,你的钱是你自己辛苦挣的,不该这样花。”
“我乐意。”顾征看着她,“给自己女朋友买东西,有什么不对?”
“没有不对,但……”祝余咬了咬嘴唇,“我们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。你送我这么贵的礼物,我会觉得……欠你的。”
顾征皱起眉头:“这和平等有什么关系?我喜欢你,想给你买好东西,这很正常啊。难道非要AA制才算平等?”
祝余张了张嘴,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她不是要AA制,也不是要算得清清楚楚。她只是……只是觉得,当两个人的经济差距这么大的时候,接受对方昂贵的礼物,会有一种微妙的、说不清的不舒服。
好像她占了他的便宜。好像他们的关系,因为金钱的介入,变得不那么纯粹了。
“对不起,”她最终说,“可能是我太敏感了。但这套颜料,我真的不能要。或者……我把钱给你。”
顾征的脸色沉了下来。他看着祝余,看了很久,然后说:“随你吧。”
他把颜料塞进她手里,转身走了。背影有些僵硬,脚步很快,像在生气。
祝余站在原地,看着手里的颜料盒,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。她知道顾征是好意,知道自己可能反应过度了。但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是真实的,她骗不了自己。
那天晚上,他们没有联系。祝余几次拿起手机想发信息,又放下了。她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道歉?但觉得自己没有错。解释?但连自己都说不清楚那种复杂的感觉。
第二天,顾征还是照常来画室接她下班。但气氛有些微妙——两人都客客气气的,说话很简短,像在维持一种表面的和平。
“今天教得怎么样?”祝余问。
“还行。有个学生特别聪明,一点就通。”顾征说。
“哦,那很好。”
沉默。
走到路口,顾征忽然说:“我发工资了。今晚请你吃饭吧。”
“不用破费了,”祝余下意识地说,“随便吃点就行。”
顾征停下脚步,看着她:“祝余,你是不是觉得,我花钱就是在炫耀?就是在提醒你我们之间的差距?”
祝余愣住了。她没想到顾征会这么直接地问出来。
“我……”她犹豫着,“不是炫耀。但确实……会让我意识到差距。”
“那怎么办?”顾征的声音里有一丝无奈,“我总不能假装自己没钱吧?而且,我挣钱,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过得更好一点吗?”
“我知道。”祝余轻声说,“我只是……需要时间适应。”
顾征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“那今晚,我们不去贵的地方。就去……街边摊,行吗?”
祝余抬起头,看见他眼睛里的妥协和小心翼翼。她的心一下子软了。
“好。”她说。
他们去了画室附近的一家烧烤摊。简陋的塑料桌椅,油腻的菜单,嘈杂的人声。顾征显然不太适应这种环境——他坐下前先用纸巾擦了擦椅子,点菜时犹豫了很久,最后只点了最简单的几样:烤串、茄子、金针菇。
“你其实不喜欢这种地方吧?”祝余问。
“没有不喜欢。”顾征说,“只是……不习惯。”
“你以前没吃过烧烤?”
“吃过,但很少。”顾征老实说,“我爸觉得不卫生,我妈觉得不健康。我们家吃饭……都是在家里或者餐厅。”
祝余明白了。这不是钱的问题,是生活方式的问题。顾征从小生活的环境,和她不一样。他习惯的是整洁、安静、有秩序;而她习惯的,是这种嘈杂、随意、有烟火气。
烤串上来了,热气腾腾,撒着孜然和辣椒面。祝余拿起一串,咬了一口,满足地眯起眼睛:“好吃。”
顾征学着她的样子,也拿起一串。他吃得很小心,但还是被烫了一下,皱着眉吸了口气。
“小心烫。”祝余笑了,“要这样,吹一吹。”
她示范给他看。顾征看着她,忽然也笑了:“你吃烧烤的样子,很……生动。”
“生动?”
“嗯。像个小动物,找到好吃的,眼睛都亮了。”
祝余的脸红了。她低下头,继续吃串。
气氛渐渐缓和了。他们聊起画室的孩子,聊起顾征教的学生,聊起七月中旬就要公布的录取结果。话题很普通,但那种紧绷感消失了。
吃到一半,顾征忽然说:“其实昨天,我本来订了一家西餐厅。”
祝余抬起头。
“我想着,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请你吃饭,应该正式一点。”顾征说,“但刚才看你坐立不安的样子,我突然明白了——你需要的不是昂贵的东西,而是被尊重的生活方式。”
他顿了顿,声音很轻:“对不起,我之前没考虑到你的感受。我只是想对你好,但没想过,对你好也要用对的方式。”
祝余的鼻子一酸。她摇摇头:“不,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我太敏感了,把你的好意想复杂了。”
“那我们扯平了?”顾征问。
“嗯,扯平了。”
他们相视而笑。烧烤摊昏黄的灯光下,顾征的眼睛很亮,嘴角上扬的弧度很温柔。祝余想,也许这就是恋爱吧——有摩擦,有误解,但愿意沟通,愿意理解,愿意为对方调整自己。
吃完烧烤,他们在街上慢慢走。夏夜的街道很热闹,到处都是纳凉的人。有老人在下棋,有孩子在追逐,有情侣在牵手散步。
“周末,”顾征忽然说,“我们去个地方吧。”
“去哪?”
“邻市。骑车去。”
祝余睁大眼睛:“骑车?多远?”
“单程五十公里,来回一百。”顾征说,“我查过了,路况很好,都是省道。早上出发,下午就能到。在那里住一晚,第二天回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