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是被试卷淹没的月份。

如果三月的倒计时还带着某种仪式感的庄严，那么四月就只剩下赤裸裸的、近乎机械的重复。每天五点四十起床，六点到教室开始早读，晚上十点半晚自习结束，回家继续刷题到凌晨一点。日复一日，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，唯一的变化是桌面上越摞越高的试卷，和黑板上每天更新、越来越小的倒计时数字。

祝余的生物钟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节奏。早晨闹钟响起时，她能在三秒内清醒，闭着眼睛也能准确摸到校服外套。洗漱时嘴里还念念有词——今天是英语单词，明天是古文默写，后天是化学方程式。就连做梦都在做题，有一次梦见自己在考场上解一道永远解不开的函数题，急醒了发现才凌晨四点，干脆爬起来继续背政治。

她和顾征的交流模式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。手机聊天记录里，满屏都是题目照片和解题步骤：

“这道导数大题第二问，我用了洛必达法则，但答案不对。”

“我看看……你漏了讨论x的取值范围。这里要分情况。”

“圆锥曲线这道，辅助线怎么画？”

“连接焦点和切点，然后用相似三角形。”

没有多余的寒暄，没有“吃了吗”“睡了吗”的问候，甚至连标点符号都经常省略。每一句话都直奔主题，每一个字都为了提分。有时候祝余看着那些冰冷的公式和数字，会恍惚觉得——他们不是恋人，是两个在战壕里交换情报的士兵，用最简洁的密电码沟通，因为多说一个字都可能浪费宝贵的弹药。

唯一的喘息时刻是周末下午。学校安排了全天自习，但他们约定，无论多忙，周六下午四点必须去温室，哪怕只待一个小时。

那个小时是不学习的。真的不学习——不带书，不带试卷，只带两瓶水和一点零食。他们给植物浇水，修剪枯叶，或者就并排坐着，看阳光在玻璃上移动的轨迹。

四月的第三个周六，祝余给那盆茉莉换土。手指挖进湿润的土壤里，触感让她想起小时候在老家院子里玩泥巴的时光。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时间总是很慢，不知道什么叫导数，什么叫圆锥曲线，不知道一百天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

“想什么呢？”顾征问。他正在给绿萝擦叶子，动作很轻，像在对待什么易碎品。

“想小时候。”祝余说，“想那时候多好啊，什么压力都没有。”

“现在压力很大吗？”

“嗯。”祝余诚实地说，“有时候半夜醒来，想到还有那么多题没做，那么多书没背，心跳会突然加速，像要跳出胸腔。”

顾征放下抹布，在她身边坐下：“我也是。昨天梦见自己在考场上，卷子上的字全部变成了乱码，一个字都看不懂。急醒了，一身冷汗。”

他们相视苦笑。这就是高三最后阶段的常态——身体的疲惫可以忍受，但精神的焦虑无孔不入，连梦境都不放过。

“但我们撑过来了。”顾征说，“从一月到现在，那么多事都过来了。这最后两个月，也能过去。”

“嗯。”祝余点点头。她看着温室墙上那些星星贴纸——已经快贴满了，密密麻麻，像一片人造的星空。每一颗星星都代表一个共同度过的日子，一次相互鼓励，一个微小的进步。

这些星星见证了他们从陌生到熟悉，从试探到坚定，从脆弱到坚韧。现在，它们还要见证最后这程冲刺。

离开温室时，顾征忽然说：“下周开始，我每天给你带汤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学会了煲汤。”他说得轻描淡写，“排骨山药汤，补气安神。你最近脸色不好。”

祝余愣了一下。她最近确实感觉特别累，但不是那种睡一觉就能恢复的累，而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、持续的疲惫。但她没想到顾征会注意到，更没想到他会为此去学煲汤。

“你哪来的时间？”她问。

“早起半小时。”顾征说，“反正也睡不沉，不如做点有用的事。”

于是从四月下旬开始，祝余每天中午都能收到一个保温壶。有时候是排骨汤，有时候是鸡汤，有时候是简单的蔬菜汤。顾征的厨艺显然还在摸索阶段——有一次汤咸得发苦，有一次山药没炖烂，硬邦邦的像石头。但祝余每次都喝得一滴不剩。

作为回报，她给顾征缝了一个草药安神枕。去中药店买了薰衣草、洋甘菊、迷迭香，用棉布缝成小袋子，再塞进枕头里。针脚歪歪扭扭，有几个地方还露着线头，但顾征收到时，眼睛亮得像收到了什么宝贝。

“你做的？”

“嗯。晚上睡觉时用，能安神助眠。”

“谢谢。”他把枕头抱在怀里，闻了闻，“有草药香。”

他们还发展出一种新的交流方式：在彼此的书里夹纸条。

不是情书，是那种最简单的鼓励：

“今天也要加油。”

“你是最亮的星星。”

“坚持住，还有42天。”

“我相信你。”

纸条很小，字也小，夹在课本的某一页，或者试卷的夹缝里。有时候祝余做着做着题，翻页时突然掉出一张小纸条，上面是顾征工整的字迹：“这道题你会做。”简单的五个字，却能让她瞬间充满力量。

有时候顾征打开物理笔记本，会发现祝余画的简笔画——一个小人仰头看星星，旁边写着：“别忘了你为什么出发。”

这些小小的、隐秘的互动，成了高压生活里唯一的甜。像沙漠里的绿洲，不需要很大，只要存在，就能让人有继续前行的勇气。

但压力不会因为这些温暖时刻而减轻。它像不断上涨的潮水，一寸寸淹没理智的堤坝。

四月最后一周，祝余发现自己的手腕内侧长了一片红疹。起初只是几个小红点，她没在意。但几天后，红疹扩散成一片，痒得钻心，抓破了会渗出透明的液体。

去医院看，医生诊断：神经性皮炎。

“压力太大导致的。”医生说，开了药膏和抗过敏药，“高考生很常见。你要学会放松，不能总绷着。”

放松？祝余苦笑。这个词在高三的字典里已经消失了。现在字典里只有：冲刺、拼搏、坚持、必胜。

她没告诉顾征，自己偷偷涂药膏，穿长袖遮住。但顾征还是发现了——有一次她写字时袖子滑上去，露出了那片红肿的皮肤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他握住她的手腕，眉头紧皱。

“没事，皮炎。”祝余想抽回手，但顾征握得很紧。

“多久了？”

“几天。”

“为什么不说？”

“说了也没用，徒增担心。”

顾征沉默地看着那片红疹，手指轻轻抚过边缘，动作温柔得像在触碰易碎品。然后他说：“今晚不许熬夜，十点必须睡觉。”

“我还有一套数学卷子……”

“明天再做。”顾征的语气不容置疑，“或者我帮你做。”

“你帮我做？”

“把题目拍给我，我写解题步骤，你抄一遍，也能加深印象。”顾征说，“但你必须休息。身体垮了，一切都白费。”

那天晚上，祝余真的十点就睡了。躺在床上时，她觉得不可思议——从高三开始，她从来没有在十二点前睡过。原来十点的夜晚这么安静，这么漫长。

她给顾征发信息：“我躺下了。”

他回：“闭眼。”

“闭了。”

“那就睡。晚安。”

祝余闭上眼睛。手腕上的药膏凉凉的，缓解了瘙痒。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一道银白的光痕。她想起顾征的手指触碰她手腕时的温度，想起他说“身体垮了，一切都白费”时认真的表情。

原来被人强制关心，是这样的感觉。

但顾征自己的身体也没好到哪里去。五月第一周，他在一次模拟考中突然呕吐。

那是周四下午的理综考试。祝余坐在教室后排，正埋头做物理题，忽然听见前排一阵骚动。她抬起头，看见监考老师匆匆走向（3）班的区域，几个学生站起来围成一圈。

然后她看见了顾征——他趴在桌子上，肩膀剧烈起伏，地上有一滩污秽物。脸色苍白得像纸，额头上全是冷汗。

祝余的心脏猛地一缩。她想站起来，想冲过去，但这是考场，她不能动。只能死死握着笔，指甲掐进掌心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方向。

监考老师叫来了校医，扶着顾征出去了。考试继续，但祝余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了。笔在手里颤抖，试卷上的字模糊成一片黑色的乱码。

交卷铃响时，她第一个冲出教室。跑到医务室门口，看见顾征躺在床上，眼睛闭着，校医正在给他量血压。

“他怎么样？”祝余的声音在抖。

“偏头痛引起的呕吐。”校医说，“压力太大，睡眠不足。已经吃了止痛药，休息一会儿就好。”

祝余走到床边。顾征睁开眼睛，看见她，勉强笑了笑：“吓到你了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祝余的眼泪掉下来，砸在白色的床单上，“你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头疼？”

“告诉你也没用。”顾征重复了她之前的话，“徒增担心。”

祝余气得想打他，但看见他苍白的脸，又下不去手。最后只是握住他的手，声音哽咽：“你也知道‘徒增担心’？那你逼我休息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的感受？”

顾征沉默了。过了很久，他才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我不要对不起。”祝余擦掉眼泪，“我要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我要你健健康康地走进考场，走出考场。我要你……陪我到很久很久以后。”

顾征的眼睛红了。他握紧她的手：“好。”

从那天起，他们开始了“吵架式关心”：

“你去睡觉！”

“你先去！”

“我做完这道题。”

“我现在就要你睡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监督你睡了再睡。”

有时候吵得面红耳赤，但最后总是以一方妥协告终。妥协不是认输，是明白——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个人比你自己更在意你的健康，是件多么珍贵的事。

五月在这样又苦又甜的矛盾中推进。倒计时牌变成了“30”“29”“28”……数字小到触目惊心。

祝余的数学成绩在缓慢但稳定地提升。顾征整理的错题本她已经过了两遍，那些曾经像天书一样的导数大题、立体几何、概率统计，渐渐变得清晰可解。她开始享受解题的过程——不是作为任务，而是作为挑战，作为证明自己可以的过程。

五月最后一场模拟考，是高考前最重要的一次练兵。全真模拟——从考场布置到监考流程，从试卷格式到答题卡样式，都严格按照高考标准。

考数学那天，天气闷热。教室里的风扇吱呀旋转，吹出的风也是热的。祝余拿到试卷，深吸一口气，开始答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