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结束后的第三天，标准答案公布了。

早晨七点，祝余被手机持续的震动吵醒。班级群里已经炸开了锅，满屏都是PDF文件——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文综，各科标准答案扫描件，像雪片一样飞进来。有人哀嚎“我完了”，有人庆幸“好像没错几个”，更多的是一片混乱的、夹杂着各种表情符号的讨论。

祝余躺在床上，看着手机屏幕不断跳出的消息，心脏开始不受控制地加速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坐起身，从床头柜上拿起那本早就准备好的“估分本”——空白的笔记本，专门用来记录自己的答案和估分。

先看语文。她翻开笔记本，回忆着自己的作文内容。文言文阅读、现代文阅读、语言文字运用……一道题一道题地对着。选择题错了两个，古诗文默写全对，现代文阅读的主观题估分比较保守。作文……她犹豫了一下，给自己估了48分（满分60）。不算高，但也不低。

然后是数学。这是她最紧张的一科。选择题，对答案；填空题，对答案；大题……她的手指有些发抖。最后那道压轴题，她记得自己的解题步骤，和标准答案对比，思路一致，但有个小细节可能扣分。她咬着笔杆，在“130”和“125”之间犹豫了很久，最后写了“128”。

英语相对简单。她的强项，选择题全对，作文估了22分。文综……政治选择题错了三个，历史大题答得一般，地理还算满意。

全部对完，她在笔记本最后一页写下总分：语文125，数学128，英语138，文综225。加起来616分。

她盯着这个数字看了很久，像不认识似的。然后她又重新算了一遍，还是616。

比一模高了221分。比二模高了186分。比她最乐观的预估，还高了30分。

江洲美院去年的文化课录取线是480分。她超了136分。

祝余的手开始抖。她放下笔，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。早晨的阳光刺眼地照进来，她眯起眼睛，看着窗外熟悉的街道，看着楼下早餐摊升起的炊烟，看着邻居阿姨提着菜篮子走过。

这一切都那么普通，那么日常。但她的世界，就在刚才对完答案的那一刻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手机又震动了。是母亲发来的信息：“小余，起来了吗？答案出来了，要对一下吗？”

祝余深吸一口气，回复：“对完了。”

几乎立刻，电话打了过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”母亲的声音在抖。

“616。”祝余说，声音异常平静，平静得连她自己都惊讶。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。然后是母亲拔高的、带着哭腔的声音：“多少？！”

“616。”祝余重复，“妈，我考了616。”

电话里传来一声压抑的抽泣，然后是母亲语无伦次的话：“太好了……太好了……我就知道……我女儿是最棒的……”

“妈，你别哭。”

“我没哭，我高兴……”但声音分明在哽咽，“你爸呢？你爸！快来！小余估分了！616！”

电话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然后父亲的声音响起：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，爸。”

父亲沉默了更久。然后他说：“好。好。”

只有两个字，但祝余听出了那两个字里的千斤重量。

挂了电话，祝余坐在床边，依然有些恍惚。616，这个数字太不真实了，像做梦一样。她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，疼。不是梦。

手机又响了。这次是顾征：“对完了？”

她回：“嗯。你呢？”

“在对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等会儿告诉你。”

这个回复让祝余的心沉了一下。如果是好消息，顾征应该会立刻分享。他说“等会儿告诉你”，往往意味着……不太好。

她握着手机，想再问，又不敢。最后只是发了一句：“不管多少分，你都是最棒的。”

他没回。

上午九点，父母都请假在家。母亲在厨房忙得团团转，说要给她做一顿“庆功宴”。父亲坐在沙发上，反复翻看着她那个估分本，每看一遍，嘴角就上扬一分。

“语文125，”他念出声，“数学128，英语138，文综225……616。嗯，不错。”

“只是估分，爸。”祝余提醒，“实际分数可能不一样。”

“估分一般只低不高。”父亲摆摆手，“你估得保守，实际可能更高。”

母亲从厨房探出头：“小余，想吃什么？糖醋排骨？红烧鱼？还是炖鸡汤？妈都给你做！”

“妈，随便就行，不用做那么多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！这是大喜事！”

最后母亲做了一桌子菜——八菜一汤，摆满了整张餐桌。糖醋排骨、清蒸鲈鱼、油焖大虾、蒜蓉西兰花、西红柿炒鸡蛋、凉拌黄瓜、麻婆豆腐、红烧肉，还有一大盆鸡汤。丰盛得像过年。

吃饭时，父亲开了瓶酒——是他珍藏多年的白酒，平时舍不得喝。他给自己倒了一杯，想了想，又给祝余倒了一小杯。

“成年了，可以喝一点。”他说。

祝余接过那杯酒。清澈透明的液体，在玻璃杯里晃荡，散发出浓烈的酒香。她抿了一小口，辣，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。

“爸，妈，”她放下酒杯，“谢谢你们。”

“谢什么，”母亲眼眶又红了，“是你自己争气。”

父亲喝了一大口酒，脸开始泛红。他忽然一拍桌子，声音洪亮：“我就说我女儿是天才！从小就看出来了！画画好，学习也好！什么都能行！”

祝余被父亲的豪言壮语逗笑了。记忆中，父亲很少这样直白地夸奖她。他总是沉默的，含蓄的，用行动而不是言语表达爱。但今天，酒精和喜悦让他卸下了所有防备，露出了最柔软也最骄傲的一面。

“爸，你喝多了。”她说。

“没多！”父亲又喝了一口，“高兴！高兴还不能多喝点？”

母亲在旁边笑，笑着笑着又开始抹眼泪。这个家很久没有这样热闹、这样喜庆的气氛了。自从祝余上高三，家里就像绷紧的弦，每个人走路都轻手轻脚，说话都小心翼翼，生怕增加一点压力。现在，弦松了，绷了三年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了。

吃完饭，祝余回到房间。手机上有几条未读信息，都是同学发来的估分情况。林小雨考了580，很满意；班长考了650，稳上重点；也有几个同学考砸了，在群里发大哭的表情。

但没有顾征的消息。

她犹豫了一下，拨通了他的电话。响了好几声，他才接。

“喂？”声音很闷，像是捂在被子里。

“顾征，你怎么样？对完了吗？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然后他说：“对完了。”

“多少分？”

“……560。”

祝余的心脏猛地一缩。560，理科一本线去年是550，刚过线。但南科大的天文系，去年录取线是575。差了15分。

“你确定吗？会不会估错了？”

“不会。”顾征的声音异常平静，平静得可怕，“数学最后两道大题都错了，理综选择题错了六个。560，只多不少。”

祝余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安慰的话都太苍白了——“没关系”“还有机会”“别难过”——这些话说出来，连她自己都觉得虚伪。

“你现在在哪？”她问。

“在家。”

“你爸……”

“知道了。”顾征打断她，“正在发脾气。”

话音刚落，电话那头传来隐约的吼声，听不清内容，但能感觉到那种压抑的怒火。然后是顾征快速地说：“我先挂了，晚点联系你。”

电话断了。

祝余握着手机，站在房间中央，突然觉得刚才那顿丰盛的庆功宴，那些喜悦和骄傲，都变得讽刺起来。她的616分，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顾征的560分是多么刺眼。

她想立刻去找他，但知道现在不行。这个时候去，只会让情况更糟。

下午，祝余心不在焉。母亲让她去逛街买新衣服，她拒绝了；父亲说带她去吃冰淇淋，她也没心情。她一直盯着手机，等着顾征的消息。

但顾征一直没有联系她。

傍晚六点，祝余实在忍不住了，又给他发了条信息：“你还好吗？”

这次他回得很快：“不好。”

“需要我过去吗？”

“不用。我爸在，你来不方便。”

“那我在楼下等你？你想出来的时候。”

“好。”

祝余穿上外套，跟父母说去楼下散步。母亲有些担心：“天快黑了，早点回来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她走到小区门口的花坛边坐下。夏日的傍晚依然闷热，蚊子很多，围着人嗡嗡转。她拍打着胳膊，眼睛一直盯着顾征家那个方向——其实看不见，隔了好几栋楼，但她还是盯着。

七点，天黑了，路灯亮起来。顾征还没来。

八点，月亮升起来了，弯弯的一牙，挂在深蓝色的天幕上。

九点，小区里散步的人都回家了，只剩下她一个人坐在花坛边。

十点，手机终于响了：“我出来了。”

五分钟后，顾征出现在路口。他走得很快，脚步有些踉跄。走近了，祝余闻到了酒气。

“你喝酒了？”她站起来。

“一点点。”顾征在她身边坐下，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空的啤酒罐，扔进旁边的垃圾桶，“家里喝了一点，路上又买了一罐。”

祝余看着他。路灯下，他的脸色苍白，眼睛里有血丝，下巴上有新冒出的胡茬。整个人看起来疲惫而颓丧，像打了败仗的士兵。

“你爸……”

“吵了一架。”顾征打断她，声音很轻，“他说，‘这就是你坚持要学天文的结果？’说我要是不听他的，不把时间都花在刷题上，不参加那些没用的天文活动，就不会考成这样。”

祝余的心脏揪紧了。

“他说我现在连奖学金都拿不到了。说要么复读，明年考清北；要么按他的安排出国，去读商科。”顾征扯了扯嘴角，那不是一个笑，“我妈劝他，被他推开了。他说‘都是你惯的’。”

他说得很平静，像是在说别人的事。但祝余知道，这种平静下面，是压抑到极点的痛苦。

“顾征……”她握住他的手，发现他的手很凉，在微微颤抖。

“祝余，”他转过头看她，眼睛里有种破碎的光，“我可能……去不了临州了。”

这句话像一把刀，扎进祝余心里。临州——那个他们秘密旅行过的城市，那个有南科大的城市，那个他们约定要一起去的城市。

“没关系。”她用力握紧他的手，“那就去别的城市。你去哪，我去找你。”

“可我们说好的……”顾征的声音有些哽咽，“说好要在一个城市，说好要一起看星星，说好……”

“计划就是用来打破的。”祝余打断他，声音很坚定，“顾征，重点不是我们在哪里，而是我们在一起。你在北京，我就考北京的美院；你在上海，我就考上海的。你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