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背什么时候弯的?她不知道。她只记得上次回来的时候还没这么弯,也许弯了,她没有注意。她注意的事情太多了——海关的单据,汪家的货,虹口出租屋的水电费,那盆绿萝该不该浇水。
她注意了所有该注意的事情,就是没有注意他。
“爸,”她说,“我来拎一个。”
“不用。”佘彦没回头,步子也没停,“没多沉。”
到了楼下,佘彦把袋子放在地上,直起腰,喘了一口气。
她站在他旁边,看着他花白的头发。
“爸——”
“行了,”佘彦打断她,把手插进口袋里,“路上慢点开。高架别超速,你那车一脚油门就超了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舒杳把糕点袋子递给她,伸手帮她把围巾理了理。围巾歪了,她一点一点地拽正,拽完了又觉得不对,又松了松。来来回回弄了好几次,最后终于满意了,退后一步看了看。
“好了,”她说,“走吧。”
佘粤站在那里看着他们。佘彦站在舒杳旁边,两只手都插在口袋里,肩膀微微缩着,大概是冷。舒杳的手垂在身侧,刚帮她理过围巾的那只还微微抬着,手指微微张开,像一只刚刚放飞了鸟的手。
“爸,妈,”她说,“我走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到了打电话。”
“好。”
她转身,往车的方向走。走了几步,忽然停下来回过头。
佘彦和舒杳还站在那里,两个人并肩站着,像两棵被种在同一个花盆里的树,枝干各自长着,根却缠在一起,分不开。
舒杳的手不知什么时候挽住了佘彦的胳膊,佘彦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,覆在她的手背上。
“怎么还不走?”舒杳笑了,“落东西了?”
佘粤看着她的笑,眼角有皱纹了,像被折叠过很多次的纸,展开来还是有痕迹。
“没事,”她说,“就是看看。”
她转过身继续走。走到车旁边,开了锁,把袋子放进后备箱。后备箱有点乱,放着她过年带回来的东西——几本书,一个电脑包,一件换洗的衣服。她把袋子一个一个地放进去,码好,关上后备箱。
拉开车门的时候,她又回头看了一眼。他们还站在那里。舒杳在朝她挥手,动作不大,只是手腕在转,像在搅一杯很烫的茶。
佘彦没挥手,但目光跟着她,隔着十几步的距离,她能感觉到那道目光落在她身上。
她上了车,发动引擎。后视镜里,他们还在那里站着。舒杳的手还在挥,佘彦的手又插回了口袋里。
她把车窗摇下来,探出头去,“回去吧,冷。”
“你先走,我们就回去。”舒杳的声音被风送过来,有点散,但每个字都听得清楚。
她挂挡,踩油门,车子慢慢地驶出巷子。后视镜里,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,越来越远。
车子拐出弄堂,上了大路。后视镜里什么都没有了,只有一扇还没来得及关上的铁门。
她把车窗摇上来,把暖风开大了一点。手指还是凉的,她把手放在出风口前面烘着。
热风吹在指尖上,又疼又麻,和来的时候一样。
不一样的是,副驾驶上少了一个袋子——舒杳后来塞给她的,说“路上饿了好吃”。她没来得及拒绝,那个袋子就已经放在座位上了。
她没有打开看,但她知道里面是什么。每年都一样——两个苹果,两个橘子,一瓶水,一包饼干。从她上大学开始,每次离家,舒杳都会给她准备这样一个袋子。
十几年了,牌子换过,口味换过,但那个袋子的颜色没换过——白色的,没有印任何字,是舒杳从单位带回来的,攒了一整年,就为了给她装路上吃的东西。
她把车停在高架入口的红灯前,伸手把那个袋子拿过来,打开。苹果,橘子,水,饼干。苹果红得很匀,是那种看着就脆的;橘子皮薄,指甲一掐就能闻到香味;饼干是新出的口味,海盐味的,她没吃过。
她把袋子放回去,手缩回方向盘上。
绿灯亮了。她踩油门,上高架。
高架上车不多——初七,该回来的人还没回来,不该回来的人已经走了。她的车在中间车道上稳稳地跑着,速度不快不慢。
手机响了一声。她瞥了一眼——舒杳的微信:“到了吗?”
“刚上高架。”
“慢点开。到了打电话。”
“好。”
她把手机翻过去,屏幕朝下,扣在中控台上。高架两旁的路灯一根一根地往后跑,每一根都一样高。
她看着它们,一根,一根,一根,数到第二十三根的时候,忽然想起舒杳刚才在楼下挥手的样子。
手腕转着,动作很轻,和她这个人一样——做什么都不急不慌,连告别都是。
她又想起佘彦。他站在舒杳旁边,手插在口袋里,肩膀缩着。他没有挥手,没有说话,只是在最后的时候偏了一下头。
他每次都是这样。她走的时候,他从来不送到门口,从来不挥手,从来不说“早点回来”。
他只是在最后的时候偏一下头,看她消失的方向,然后转身进屋,把她的房间收拾好,床单换掉,窗帘拉开,窗台上那盆茉莉浇好水,等她下次回来。
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?她不知道。也许是清明,也许是五一,也许是某个周末,也许不是。
她每次都说“过段时间就回来”,但“过段时间”总是很远,远得像一个永远到不了的站。
她把车速降了一点,变到最右边车道上。前面就是出口了,虹桥路,延安高架,然后是中环路,然后是她虹口的出租屋。
那个路线她走了无数遍,闭着眼睛都能开——哪个路口有红绿灯,哪条车道最空,哪个弯要提前变道,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但她今天开得很慢。不是故意的,是油门踩不下去。脚搁在踏板上,轻轻地压着,车子慢慢地往前滑,像一个人在水面上漂着,不想靠岸,也不想回头。
手机又响了一声。她没看。
又响了一声。还是没看。
又响了。第三声。
她把车停到前面的临时停车区,拿起手机。三条微信,都是舒杳的。
“开车别看手机。”
“到了告诉妈。”
“路上小心。”
她打了一行字:“妈,我知道了。”发送。
把手机放下,挂挡,驶出临时停车区。
车子重新汇入车流。她的速度比刚才快了一些,在中间车道上,和前后车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。
她的手握在方向盘上,十点和两点钟的位置,掌心贴着皮面,手指微微蜷着。
这是佘彦教她的握法——他教她开车的时候,说的第一句话就是“手放在十点和两点钟的位置,别放底下,放底下反应不过来”。
那是六年前的事了。六年前她刚拿到驾照,佘彦陪她练车。他坐在副驾驶上,系着安全带,手抓着车门上方的把手,紧张得一句话都不说。她开得很慢,在小区里绕了一圈又一圈。他始终没有说话,只是在最后的时候说了一句:“还行。就是别老往右偏。”
后来她开车越来越好了。他再也不坐她的副驾驶了——他说“你自己开吧,我放心”。
但她知道他不是放心,是怕她紧张。他坐在后面,假装看窗外,其实一直在看她握方向盘的手——是不是在十点和两点钟的位置,是不是没有往右偏。
她看了一眼自己的手。十点和两点钟。没有偏。
她把目光收回来,看着前面的路。
她的那扇门在虹口。三楼,左边,窗户朝南。门关着,灯暗着,钥匙在她的包里,和那枚戒指放在一起。
戒指的锦盒她一直没有打开,但她知道它在那里,在包的最里层,和钥匙扣在一起,磨得钥匙的漆都掉了。
她忽然想起一件事。去年秋天,她刚搬进虹口的出租屋,收拾东西的时候把那枚戒指从锦盒里拿出来,放在掌心里看了很久。戒指的内壁刻着“佘粤”两个字,很小,她凑近了才看清。
她把戒指戴在无名指上,刚刚好,不大不小。她看了几秒钟,然后摘下来,放回锦盒里,放进抽屉最深处,和几封旧信、一本翻烂了的《花间集》放在一起。
她再也没有拿出来过。
但今天,她忽然想看看它。不是想戴,就是想看看。看看那两个字还在不在,那颗祖母绿在光下是什么颜色,戒指的内壁有没有被她磨花。
但她没有打开那个抽屉。她只是把手从方向盘上抬起来,看了一眼自己的无名指。光秃秃的,什么都没有。指甲剪得很短,指尖泛着青白。
佘粤把手指蜷起来,握成拳,放回方向盘上。
-
车子驶下高架,拐进虹口的街道。
她把车停在楼下的车位上,熄了火。在车里坐了一会儿。空调关了,车里的温度一点一点地降下去。
她抬头看了一眼三楼的窗户。窗帘拉着,但窗台上那盆绿萝的影子投在窗帘上,模模糊糊的,像一个人的侧脸。旁边是那个白瓷碟子,碟子里是那颗枇杷芽——她走的时候浇了一次水,三天了,不知道还在不在。
她下了车,打开后备箱,把袋子一个一个地拎出来。舒杳给的馄饨、卤牛肉、酱鸭、醉蟹、糖蒜、糕点,还有那个白色的袋子,里面装着两个苹果、两个橘子、一瓶水、一包海盐味的饼干。她把袋子都拎出来,关上后备箱,锁了车。
走到楼道口的时候,她停下来,回头看了一眼。
她转过身,上楼。
她继续往上走。三楼。左边。她把袋子放在地上,从包里掏出钥匙。
屋子里很暗。她把袋子拎进去,放在桌上,没有开灯。
白瓷碟子里,枇杷芽的第三片叶子完全展开了,嫩绿色的,在微弱的光里几乎透明。叶子上有一滴水珠。
圆圆亮亮的,像一颗很小的泪。
她站在桌边,看着那颗水珠,看了很久。
然后她拿出手机,给舒杳发了一条微信:“妈,到了。”
几乎是秒回:“好。吃饭了吗?”
“还没。”
“馄饨在袋子里,煮几个吃。别饿着。”
“好。”
“早点睡。明天还要上班。”
“好。”
她盯着屏幕,等着。过了大概十秒钟,又来了一条。
“粤粤。”
“嗯?”
“不管什么时候,遇到什么事,家都在。”
她看着这行字,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。她的手指在屏幕上悬着,打了几个字,删掉,又打了几个字,又删掉。最后她只发了两个字:“知道。”
她把手机放下,走到窗边,推开一条缝。冷风灌进来,吹得窗帘飘起来。对面屋顶上的野猫在叫,一声一声的,很轻,很远,像一个人在梦里说话。她趴在窗台上,看着对面的屋顶。
她看了很久。
然后她关上窗户,拉上窗帘,走到厨房,打开冰箱,把舒杳给的袋子一个一个地放进去。馄饨放冷冻,卤牛肉放冷藏,酱鸭放冷藏,醉蟹放冷藏,糖蒜放在门上的架子里。
白色的袋子放在最外面——苹果、橘子、水、饼干。她把海盐味的饼干拿出来,拆开,吃了一块。咸的,和舒杳以前买的那些甜腻腻的饼干不一样。
她嚼着饼干,站在厨房里,看着冰箱门上的架子。架子上有一罐蜂蜜,一瓶醋,一袋没开封的红枣,还有一小包枸杞。都是她搬进来的时候买的,没怎么用,落了一层薄薄的灰。
手机又亮了一下。她拿起来看——不是舒杳,是工作群的消息。明天上午的会议安排,八点半,三楼会议室。
她回了一个“收到”,把手机放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