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远在美国的江景城，日子也并不好过。他在医院烧到意识模糊时，还攥着苏糖送他的那支钢笔，笔身上的“景”字被他的指腹磨得发亮。父亲来看他，扔给他一张去美国的机票，语气冷硬：

“要么现在就走，要么我就亲自去跟苏糖说清楚，让她知道你是为了她家那点欠款才妥协的。”

他太了解父亲的性格，说到做到。他怕苏糖知道真相后，会抱着“等他回来”的念头蹉跎岁月，更怕父亲会用更极端的方式逼苏糖离开，只能咬着牙，在高烧退去的第二天，就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。

在美国的五年，他像个没有灵魂的机器，每天泡在课堂和江氏海外分公司里，学管理、学谈判，把所有的时间都填满，不敢有一点空闲。他怕一停下来，就会想起苏糖的脸，想起银杏树下的约定，想起她递给他桂花布包时，眼里的光。

他偷偷关注着苏糖的消息，托当年的同班同学打听，知道她毕业后进了小公司，知道她每天加班到深夜，知道她把母亲接到了城里，知道她弟弟考上了A大——每一条消息，他都记在笔记本上，笔记本的最后一页，贴着一张小小的桂花干，是当年苏糖放在他书桌里的，他一直留着。

他无数次想回国找她，可每次拿起机票，又会想起父亲的警告，想起自己当时的处境——他在江氏还没有话语权，就算回去了，也保护不了苏糖，只能让她再次陷入两难的境地。他只能忍着，等着自己足够强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