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于顾问项目涉及媒体传播领域，加上学业要求，易承柯所在的小组被安排去听一场校内举办的传媒前沿讲座，主讲人正是唐宴昕。讲座的标题是《表达与共情：新媒体时代记者的核心素养》。

易承柯坐在台下，心情有些复杂。自从那次访谈后，他对唐宴昕的观感已从最初的抵触转变为一种带着敬意的谨慎。他知道，台上这个沉稳的学长，看事物的角度往往比他更深刻。

唐宴昕的演讲逻辑清晰，案例丰富，但真正让易承柯心神震动的，是中间一段看似即兴的发挥。

“一个好的记者，不仅仅需要调查和写稿，”唐宴昕的目光扫过台下年轻的学子们，语气平和却富有穿透力，“表达和共情同样不可或缺。甚至可以说，共情是理解真相的基石。”

他顿了顿，仿佛陷入了回忆，声音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感慨：

“今天我想做个随机演讲，分享一个我高中时的故事。我们班有一个同学，和我们在座很多人类似，又或许不同。他来自外地，家庭条件很不好，父母拼尽全力、甚至负债让他在北京借读。他性格非常内向，甚至有些孤僻。”

易承柯的背脊不由自主地挺直了。唐宴昕的描述，像一面镜子，隐隐约约映照出他过去的某个影子。

“他穿着寒酸，但永远干净整洁。他唯一的武器就是拼命学习，成绩很好。”唐宴昕继续说着，台下变得异常安静，“但因为他的不合群，因为他的‘寒酸’，班里有些同学，包括当时一些自以为是的我在内，会在背后嘲笑他，议论他。甚至觉得他那么刻苦，是一件有点‘可笑’的事情。”

易承柯感觉自己的呼吸有些困难，那些被刻意遗忘的、高中时遭遇的孤立和微妙排挤，随着唐宴昕的讲述，一点点浮上心头。

“现在回想起来，是那时候的人太坏了吗？”唐宴昕抛出一个问题，随即自答，“不是。人的好坏不能简单地由这些行为判定。某种程度上，每个人心里都可能产生类似的、基于差异的优越感或排斥感，这是一种未经修饰的本能，甚至可以说，是潜在的‘恶’。”